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，本报摄影部主任陈建刚主动请缨出征，于当晚赶抵灾区，加入了地震当天深夜抵达的本报前线报道组。进入灾区7天以来，他三进重灾区北川，独闯“孤城”南坝镇，用镜头记录下了一批又一批抗震救灾的珍贵画面。昨天中午，利用他采访的间隙，记者与他进行了对话，放下电话，他就又背上相机匆匆出门采访去了。他说：“摄影记者就是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，才能拍到最真实、最震撼、最动人的照片。”
一进北川：连按快门的勇气都没有了
问：我们看到您从北川发回的大批照片，催人泪下，在那么多受灾地区中，您为什么选择了北川？
陈建刚（以下简称“陈”）：我13日晚上飞到成都后，连夜驱车赶到了绵阳——震中汶川谁都想去，可是当时路断了，进不去——听说北川灾情特别严重，所以我先到绵阳，14日清早就和一位同行一起包车去了北川。
问：去北川的道路受损厉害吗？
陈：厉害。到处都能看到堆在路面上的巨石和被砸毁的车辆。路上设了很多关卡，凭同行的新华社采访证，我们一路艰难行进，在离北川10公里处还是被拦了下来，只好下车步行，下午两点多才走到北川。赶到位于半山腰的北川中学时，100多名官兵已经在这里展开救援了。5层高的教学楼全部倒塌了，近两千平方米的废墟上到处是学生的尸体、课本与书包。第一次看到这么惨痛的场面，我脑袋里一片空白，一边拍照一边默念：战士们，快点，再快点！多救几个孩子出来！
问：那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场景，您怎么有勇气坚持拍了7个小时？
陈：我只是在履行新闻人的职责。在北川中学，我拍下了官兵从废墟里救出4个学生的画面，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惊喜。一些老师在废墟旁高喊学生的名字：“你们在什么地方？”“你们能听到吗？”这时，一直忍着没哭的我，眼泪夺眶而出，连按快门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到了晚上9点，不得不离开了——如果不是要赶回绵阳发稿，我真不想离开北川中学——我想留在那里参与营救工作，哪怕只是搬几块石头、刨几捧土！回去的路上，我眼前不断重现着一幅画面：七八个逝去的学生依偎在一起，他们那么年轻，表情那么平静，仿佛根本不曾离去……
二进北川：硬着头皮跨过百米尸堆
问：14日您在北川中学拍到了大量珍贵的新闻照片，为什么15日又去了北川？
陈：我心里始终放不下北川中学的学生，想知道有多少孩子能被救出来。15日，我的同事张欧亚与新华社记者去采访救助点，我一个人又去了北川。这次，车在离北川20公里处就被拦住了，我只有从险峻的山路走进去。结果，北川中学救援现场被封锁了，我只好赶去北川县城。县城在山坳里，公路断了，一条小路设有关卡，进不去，我就请当地山民带路。那根本不能叫路，基本上是贴着山腰摸过去的，当时我身上背着相机、镜头和手提电脑，脚稍微一滑就可能跌到深沟里。这段“路”只有1.5公里，可是我走了一个小时！
问：您为什么要以身犯险？
陈：我是个激励型的记者，越是封锁，我越是想进去！到了北川县城，我一下子呆住了：全城就是一片废墟，唯一的入口处摆满了遗体，足有一百米多长。那一刻，我真的犹豫了。要想进去，必须迈过这百米长的尸堆，这真的很需要勇气。我最后对自己说：既然来了，好不容易突破封锁线，就此放弃太可惜了。于是，我眼睛看着前方，一边跨过尸堆，一边默念：“对不起，我想去前面看望幸存者，希望你们可以理解。”这样过了第二道“封锁线”。
问：作为一名老记者，您以前碰到过这样艰难的采访吗？
陈：不能算最艰难，但肯定是很艰难。我一进县城，就听到有人喊：“这里有活的！”我一听就急忙往上冲，想抢下最鲜活的画面，谁知一脚踏空，滚到了瓦砾堆上。我的第一反应是检查相机坏了没有，根本就忘了检查一下腿上受的伤——相机摔坏了，等于战士上战场没有了枪，我就白来了！一试，相机没有坏，我就赶紧冲上去，抢下了消防队员救出一个年轻女子的照片。
问：您进去得这么艰难，怎么出来的？
陈：我拍到8点多钟，才发现一个下午没有喝一口水，没有吃一点东西。天黑了，我没有电筒，必须回去发稿了。回去的路比白天更难走，基本上是连滚带爬出来的，等回到水泥路面上时，整个人那个舒坦，好比喝了一碗香浓的排骨汤……我想，如果不是急着回绵阳发稿，我肯定走不动了。
三进北川：差点“光荣”在危楼上
问：听说您第三次进入北川遭遇了更大的危险？
陈：嗯，差点就“光荣”了。16日，我听说大型机器开进了北川县城，就第三次去了北川。路过北川县政府大楼时，我看到消防队员正在五楼救援一个压在四楼的被困者。这幢楼没有垮，但是已呈45度角倾斜，可谓摇摇欲坠。我想都没想就爬上了五楼，然后把同行的新华社记者杨磊也叫上来了。消防队员在五楼挖了个洞，然后用千斤顶和液压剪施救。千斤顶每顶一下，房顶就往下掉石块，我的心就一哆嗦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余震来了，整幢楼往下一沉，我的心也陡地一沉。当时谁也没说话，可心里都清楚，真是只差一点呀……如果房子塌了，我们就全被埋进去了——我的头顶上就是大梁。
问：这样的照片，真是用生命换来的。
陈：对救援人员来说，只要下面有活人就不能离开，这是他们的职责；对记者来说，尽量深入到新闻第一线去，是我们的职责。如果因为有生命危险就离开，那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不如在家里呆着看电视算了。
挺进南坝：八尺男儿竟爬不上三层楼
问：您每天这样跑来跑去，体力能跟得上吗？
陈：因为平时注意锻炼，我体力应该不错。不过，每天背着几十公斤的器材，徒步走几十公里，加上每晚都有余震，根本睡不好，进震区的第5天我就出现了虚脱现象。那天是去南坝镇采访，我看见消防队员在一幢三层楼上解救被困群众，心头一热，抬腿就想跑上去。一迈步，居然动不了！头晕，恶心，浑身冒冷汗。最后，我只好一步一步挪了上去。
问：您已经年过五十，为什么还能保持这种“拼命”的作风？
陈：我不喜欢拿年龄说事，从当记者开始，我就是这种作风，跟年龄没有关系！我不敢说每件事我都能做到最好，但是我一定会尽力。从南坝镇回来时，我对杨磊说：“我明天就‘挂靴’了！让年轻人拍吧！”杨磊笑着说：“你说了多少回‘挂靴’，还不是第二天一起床就往外跑了？”
还真让他说着了。还没到第二天呢，当晚8点，听说国家宣布了全民哀悼日的消息，我马上想起来尚有一个心愿未了——我在北川中学拍到的获救学生现在怎么样了？得，明天去找！
再寻学子：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
问：我看了今天报纸上您拍的北川中学获救女孩的照片，张张都让人落泪。您是怎么找到她的？
陈：辗转打听到北川中学迁到了绵阳准备复课，19日，我就来到了设在那里的临时教室，想找到14日照片中的获救学生的信息。我在学生中一个又一个地打听，因为不在的同学太多，大家的说法不一。我抱着手提电脑，一个又一个地问，问到一位叫李全的老师时，他一眼认了出来：“这是我爱人班上的学生邹红！”
问：李全老师知道他爱人的事情吗（详见本报昨日19版陈建刚的摄影报道——编者注）？
陈：当时他还不知道。我在初二（四）班师生的帮助下，在医院看到了邹红，才知道了那个感人的故事。李全的爱人李萍老师在和学生被埋在废墟下时，带领学生唱班歌，鼓励大家不要怕。她的长发被夹在了石缝里，拉不出来，于是她把手镯和戒指交给了邹红，对她说：“我可能走不出去了，你把这些交给我老公。”结果，这个班有36个学生存活了，这位可敬的老师却走了。当我看到邹红把首饰交到李全老师手上时，我的心碎了，泪水模糊了镜头，根本不知道是否对准了焦，只是机械地按着快门……（电话那端，声音哽咽了）R> 问：我的印象里，您一直是个铮铮铁汉，很难看到您流眼泪。
陈：没到过北川的人，很难体会我的心情。临走时，我对邹红说；“从死人堆里出来，你要珍惜生命。”
在北川，我看到了灾难的无情，也看到了人性的善良。作为一个记者，我能做的，就是把发生在这里的一切，我每一次遇到的震撼和感动，最快最好地传递给大家，最真实最完整地为历史存档。